第三章 在抗日战爭烽火中发展壮大 (3)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將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產生了影响。

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国民党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偽中央政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產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復杂。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明確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国內时局的逆转趋势，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內团结反对內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號，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继续爭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日军將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主要对象的情况下，党领导人民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八路军于1938年冬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地区挺进，放手发动群眾，广泛深入地发展群眾性游击战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军民反“扫荡”作战中，1939年11月，伟大的共產主义战士、加拿大共產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不幸感染中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1940年8月，为了粉碎敌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標的进攻战役。参战部队有105个团约20万人，故称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偽军2.5万余人，俘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因而沉重地打击敌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进一步提高了共產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与此同时，新四军各部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等復杂地形开展游击战，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坚持和扩大苏南、皖中等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华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和发展东江、琼崖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爭。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军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抗日根据地发展到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加上陜甘寧边区共17块近1亿人口。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大量牵制、消灭日军，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

在沦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党的地下组织实行隱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彻底转变工作方式，深入群眾，以隱蔽的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人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抗日斗爭，牵制敌人的兵力，打击日偽统治，支持和配合了敌后游击战爭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取得新的进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领导下，南方局在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宣传文化、群眾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南方局特別重视爭取和团结中间势力，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共商国是，使他们了解共產党的主张，并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支持下，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重庆成立，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南方局在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同样取得很大成绩，爭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团结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党的影响。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组织，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的群眾运动，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利用西北特殊的地理条件沟通党和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的关系及与共產国际的联系，支持和配合了陜甘寧边区建设和全国抗战。

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爭。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给予坚决回击。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號。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產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毛泽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在《新华日报》登出，有力地揭露和声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

全国人民及国际舆论普遍同情共產党，谴责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破坏抗战。国民党顽固派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其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党以大局为重的正確措置，使极度危急的国內时局得以扭转，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党深刻地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斗爭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爭中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些策略原则使党得以在復杂多变的环境里更加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各种棘手问题，避免犯“左”、右倾错误。

在此期间，针对国民党大肆鼓吹“共產主义不適合中国国情”等反共谬论，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同国民党展开论战，批判和揭露各种假三民主义，著重阐述三民主义与共產主义的关系，说明共產主义的最低纲领和新三民主义基本相同，但两者又有区別，共產党將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长期合作。这场论战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共產党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战和中国革命，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发表《<共產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產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资產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產阶级领导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標志是无產阶级领导权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是: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產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眾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相互连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產阶级专政。实现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也是为著將来实现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產主义思想为指导的。

统一战线，武装斗爭，党的建设，这是中国共產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爭，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爭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爭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產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寧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產物，是中国革命特別是建党以来歷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是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它的提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內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有了明確而完整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